在我们过从甚密的那些年里，我朋友夏洛克·福尔摩斯接受的所有案子中，只有两件是通过我介绍的：一件是哈瑟利先生的拇指案，一件是沃波顿上校发疯案。对于每一位机智且有见地的读者来说，这两件案子中的后一件显然更值得讨论。但是关于哈瑟利先生的拇指案，一开始就非常离奇，情节过程又极富戏剧色彩，所以更值得记录下来——尽管它几乎没有用到福尔摩斯向来推崇的卓越的演绎法。我知道这个故事已经多次登上报纸了，但是和其他此类案件一样，简短的篇幅，笼统的介绍，根本无法引起读者的注意。我相信，只有让事实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，让谜团随着每一个新线索的出现而逐步解决才能引人入胜。尽管已经过去两年了，但当时的情景还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我现在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一八八九年的夏天，那时我刚刚结婚不久，并且重新从事医生的职业。我最终还是“抛弃”了福尔摩斯，让他一个人留在贝克街的房子里。尽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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