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义与利的千古之辩与我们千年的农耕文明有关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的观念问题，而是千年以来国家整体结构的需要。
农耕社会必然是以农业为主体，农业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。农民以稼穑为要务，农为本商为末，重本抑末合情合理。其次，把农民用捆在土地上是最好的统治手段，可以很大程度地减轻治理成本。再次，重农抑商会很顺利地贯彻道德标准。务农必然使人勤恳、正直，而商人是要追逐利润的。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一切缺斤少两、以次充好、坑蒙拐骗的行为都会出现，所以导民逐利是统治者治民的最下策。
“正是基于这三种认识，重农轻商在古代商周时期已经是统治者和上层人士的共识，四民之说虽始自《管子》，但这种认识绝不会是短时期内形成的。这种认识就当时的条件而言是客观的、明智的、科学的。”
百余人的会场里鸦雀无声，虽然台上演讲的人讲的是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，但谁都知道这只是一个引子
请关闭浏览器的畅读模式或者取消屏蔽JavaScript的正常运行，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。
原网页地址：https://m.huoksw.com/12413/4764259.html
本章未完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